在王育诉侯波不充分履行监护权案中，涉及能否在家接受教育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执政模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间接执政，即政党的成员通过民主机制进入国家机器担任公职，在履职过程中贯彻政党的政治理念。[xxv]王欢：《论党政合署在行政法中的融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43-151页。
而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应当是其作为该机关政治上（代表党）的负责人这重角色。[xlvii]但在近年来我国兴起的各式各样的行政问责制中，行政问责的概念经常被不恰当地扩大为一切形式的责任追究，被认为是由多种内在逻辑各异的类型所组成的问责体系，[xlviii]不但在问责事由中将很多法律责任纳入其中，在问责对象上也常常包括普通行政公务员。但中国的党政关系形态与西方明显不同，执政党通过多元政治嵌入机制乃至党政融合方式，实际上主导着行政过程。但其党务和政务的区分方法并不准确。如果不问责，则事件引发的合法性压力难以消解，影响执政权威。
[xxx]由此可见，大行政比小行政多了一个政治子系统，在西方国家是指行政首脑和政治任命的行政官员，即政务官。[xli]姜明安认为党内法规的作用领域一是执政党自身，二是执政党直接行使相关国家公权力，如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三是执政党领导国家。1.直接对息诉承诺涉及诉权处分的问题作出明确认定，认为当事人对诉权所作的处分乃权利保护的自愿抛弃。
[59]是作为德国那样的区别于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另一适法性要件，还是作为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一部分，则可在所不问，因为效果相同。[12]参见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行申2号行政裁定书。单纯以撤销某一行政决定、且该行政决定尚未造成权利损失结果为诉求的行政诉讼，既然没有损失，行政机关给予金钱利益就无从谈起，息诉承诺、息诉罢访协议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在此意义上，对诉权的抛弃并非消灭这项能力(本质上无法消灭)，毋宁是悬而不用而已。
[58]若是以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相分离为讨论的前提，那么诉权处分径可纳入诉讼要件的审查范围，[59]在案件受理审查之后，认定原告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的行为已达致诉权滥用的程度时，再以驳回起诉的方式应对。注[7]，王贵松文，第144页。
[40]参见注[7]，王贵松文，第138—139页。[15]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包行终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在《行政诉讼法》刚刚经历修订、重要的司法解释陆续跟进的当下，息诉承诺这样一个鲜活的本土法治实践，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却难寻自身的落脚点。[8]不同的诉权观念下，诉权实现的判断标准也有所不同。
[33]吴英姿：论诉权的人权属性——以历史演进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26页。[7]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134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现已废止，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第10项规定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驳回起诉。二、理论检视：行政法上的诉权处分 (一)行政诉权与权利保护必要性 对于行政诉权能否被处分、如何处分的问题，目前学理上鲜有述及，已有的研究大致有两个理论切入点。
故原告关于房屋征收补偿的损失至协议签订之日起已经得到了全部解决，其在已经取得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下，现再次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赔偿，于法无据……。[22]陕西省商洛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10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书。
再如撤诉制度，监督行政的政策实施功能发挥到极致时，法律程序会严格限制原告中途撤诉，以避免合法性审查的监督行政功能落空，程序的主导权在法院。侧重解决行政争议时，诉权处分的效果则相对显著。
[38] 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存在着裁定驳回起诉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分歧，但最高院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明确的：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样，诉权的抛弃所产生的乃是程序阻断效果而非实体抗辩效果，应以不符合法定起诉要件论之，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69条第10项规定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驳回起诉。按照最高院相关案例中的解说，单方表示和达成合意是诉权抛弃的两种基本方式。[41]这与日本学者将不起诉合意视为诉之利益的阻却事由有所不同。但为行文简便起见，除另有说明外，下文将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权利统称为诉权。案件中原告(再审申请人)在与相关单位所签安置补偿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上访、诉讼，其后又长期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不断违反自己所作权利抛弃承诺，这种权利保护的滥用同样构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然而，实践中还存在大量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息诉罢访协议，实际扮演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制度功能。[63]实践中，当事人实际获得的权利救济远超合理填补的情形并不少见，只是法院仍谨慎地未否定诉权。
同样是损失已获填补、纠纷已得到解决的案件事实，在诉权被否定的案例中，法院从中提取的是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裁判理由，以此驳回起诉。[37]参见刘晴辉：诉权约定的效力与公民诉讼权的保护，《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98页。
[38]参见注[8]，第189—190页。本文此处引用本案意在归纳描述一类裁判思路，即法院在形式上不对诉权处分作出解说的情况下用其他理由否定原告诉权。
若被告未主动提出该抗辩，则说明在达成息诉罢访协议之时原告真正放弃诉权本就不具有可期待性，意味着作为协议另一方的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的出尔反尔有所预料，法院不宜主动将该事实作为裁判理由。[36]持实体抗辩效果论者，视诉权的抛弃为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抛弃而非起诉权的抛弃(尽管现实中不起诉契约中的不起诉往往就是指字面意义上的不起诉)，因此对其起诉法院仍应受理，而在实体审查之后可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得到认可的行为既有争议发生后的责任承担方式，[50]有争议发生前但实属合法的行政行为，[51]但也有争议发生前实属违法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晚近的诉权人权观，或称接受裁判权利，表达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
原告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到任何单位主张任何权利，在领取协议约定的款项后，该协议已经得到履行，表明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原告也因此丧失了诉的利益，原审裁定以其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页。
诉权处分遵守合同相对性，意味着合同外的第三人仍能对所涉法律关系提起行政诉讼。最高院明确提出诉权抛弃的两个案例中，法院虽然认可权利保护可合意抛弃并将其作为裁判理由之一，但在此之前还有原告(再审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申请期限安置补偿权益已经依法得到保障因而明显缺乏权利保护必要这两项更强有力的裁判理由。
按照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的诉权观，只要本案纠纷已获实质解决，双方的诉权均告实现。[62]对于诉权处分背后确实存在不公、纠纷并未得到化解的可能时，应比照撤回起诉后基于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情形，允许原告再行起诉，而不应一概将所有涉及诉权处分的案件都拒之门外。
其二，认为对于未遵守不起诉承诺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等。如……至于淮河矿业公司是否签订有息诉罢访协议，在诉讼程序上不能影响其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也不是认定该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法定依据，对本案起诉期限的认定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过于强调对不守诚信、诉权滥用行为的谴责，由此而断然否定诉权亦不是一种适切的处理方式。
[29]另一方面，主张诉权可得自由处分的观点，往往将诉权处分视作私法行为，更有学者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事司法实践会将诉权视为绝对的、公法上的权利。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公民并非必须发动诉权，但可以选择发动的方式和时机。[1]所谓息诉罢访，顾名思义就是放弃使用诉讼和信访的权利救济手段。
[61]这就导致，如果驳回起诉意味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那么在立案阶段法院同样能以不予立案应对诉权抛弃后再行起诉的诉权滥用行为。然而，纯粹从裁判结果上来看，所有案例却均以驳回诉讼请求、实体性驳回国家赔偿申请告终。
